“日本人的年号，银子也是日本的。”
“日本人不是朝贡了吗？怎么还用自己的年号？”
“我听朱国姓说平秀吉第一天受了倭王的册封，第二天就反悔了。后面倭寇撤兵的时候我们也没和他们签什么协定，倭王到现在都没受过册封。不过迟早有一天我们得去给他们送印上门——就为了这些银子，我们都得把他们看得严实一点。四位啊，都看看吧，这都是上好的雪花银！而整个倭国每年能产三百万两银子——三百万两雪花银啊！”
“那面前这些有...”
“这些有五千两。朱国姓和他们做了一笔小生意，这些钱是酬劳——虽然五千两不多，不过这种成色漂亮的雪花银可不好弄。他记着我们急需银子的事情，就把这银子给我们送过来了。”
“这么说来，陛下打算用这个来铸造宝星？”
“不单是宝星。黄宗羲？”
“臣在。”
“你记不记得先前我们和制台一起说过‘积累莫返之害’的事情？”
“记得记得。这样一来...”黄宗羲和孔阁老对视了一眼，几人又互相看了看。
“陛下。”孔阁老替他们发了问：“陛下打算现在就开始铸造银币？”
“我就是这个意思。”
白银作为一种货币，在明朝的地位非常尴尬。《明会典》里头有《钞法》，有《钱法》，但就是没有银法，因为明初的时候银子压根就禁止流通。要是在太祖皇帝治下的南京掏出大银锭来，分分钟就有几十个锦衣卫从街角冲出来把那使银锭的人按倒在地。明朝的法定货币就只有两样——宝钞和铜钱。宝钞已经贬值得和废纸一样了，自不用说。铜钱则时停时用，使用铜钱的制度非常不稳定。
到了明中期以后，随着白银日本还有美洲的白银逐渐涌入大明的市场，白银慢慢取代了铜钱和宝钞在日常交易中的地位。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原来的土地税农业税等等被简化成了一条，按照土地面积征收。农民可以交税来替代徭役，城市里的市民因为没有土地所以不需要缴纳丁银——在一条鞭法中，所有的税收都通过上缴白银来完成，这就使得白银正式成为了官方认可的货币。
但是白银的成色并不确定，分量也有多有少，这给白银的流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是麻烦并不能难倒中国人民，不能因为麻烦就不用钱了吧？于是乎，中国人民逐渐掌握了一种神乎其技的鉴别白银的技术。
某传教士曾这样惊叹道：“在中国，连孩童都能准确地鉴别出白银的成色和重量。中国人出门都随身带着一把剪刀，需要几厘几钱的银子只要一剪子下去，通常分毫不差。”
这精准得好像每个人都自带一杆称似的技术把传教士惊得不得不拜服东方人的神秘力量，但只有真正用银的人才知道这样的不便之处——连日常购物都需要技巧才能方便地买东西，生活简直成了一种挑战。
但是，为什么以前崇祯皇帝天启皇帝万历皇帝嘉靖皇帝，他们都不发行银币呢?因为发行银币，就是在和全天下的官员抢“火耗”这个饭碗。
每当农民的负担下降，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农民的负担反倒会涨到比原来还高的地步——因为上有对策下有对策，断了官员的财路他们总会想办法用别的明目捞回来，这就使得历史上所有的税费改革的结果都违背了他们初衷。黄宗羲管这个叫“积累莫返之害”，也就是通称的“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在他的书里头有过这样的论述：唐朝把以征收实物为主连带徭役的“租庸调法”加上各种杂税统统归于一条——两税法。两税法只春秋两季收钱，不用服徭役并且阶梯式定税，穷人缴税比例少富人缴税比例多。但是时间一长，两税法又出现了松动，部分税款又改成了实物征收，还出现了“间架税”、“除陌钱”之类的杂税，徭役也重新下派，百姓们的生活比原来更苦命了。实际上稳定下来以后，就是把原来的“租庸调法”变了个名目，还加了一大堆杂税进去。
但是到了宋朝呢，王安石又改了一次，他推行了“免役钱”，交钱就可以免除徭役。当初司马光也说过了和黄宗羲类似的话，但是税改还是执行下来了。结果“免役钱"很快就变了味——徭役和土地面积挂钩，免役钱也和土地挂钩，土地越多交的越多。结果收着收着不知道怎么得就变成单独的税种——你交税也要摊派徭役，不交税还是要摊派徭役，免役钱反倒成了百姓们沉重的负担，还在免役钱的名头上催生了一大堆苛捐杂税。就这样，宋朝皇帝还是一次又一次下令减税，结果每减一次税款没过多久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就成了唐朝两税法加杂税，等价于古时租庸调法加双重杂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