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海瑞，海瑞海青天已经够出名了，但他依旧是一辈子得不到重用，他的刚直反倒成了朝堂之上用来打击政敌的利剑，谁想整人就把海青天调过去彻查一番。甚至皇帝都把海瑞当作一把尚方宝剑——江南士绅是个水滴不入油泼不进的铁桶，要推行一条鞭法在江南寸步难行。这个时候，朝廷便把海瑞这把尚方宝剑往江南这么一捅，士绅地主大搞土地兼并的症结就给这么捅开了。
但是剑会捅人，剑上也会沾上血污——海瑞被政敌造谣构陷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甚至有“海瑞饿死女儿”这种看似立名实则捧杀的流言传出。这样的剑在朝廷看来极为凶戾，只可用于镇宅，不可随身佩戴委以重用。
由此可见，明末的官场已经浑浊到了何等的地步，就连“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商人都比他们清白不少。
朱由检是宁愿相信这些商户，都不愿意相信这个庞大而臃肿的官僚集团。
所谓“天命”，便是一个朝代的循环中积重难返，埋下了一重又一重病根，而这些病根若是在某一个时间一齐发作，便意味着王朝的终结。明朝便是摊上了一堆麻烦事，最后轰然暴毙——本来清朝的“重”也在康雍乾的时候积得差不多了，不过却因为各种旱涝保收的作物的引入增加了农民抗灾能力，农民有的吃就不会想着造反。
这不只是清朝，同一时期全世界都在人口爆炸这并非是在中国独有的——就像红薯和玉米推动了中国的人口爆炸一样，土豆也推动了欧洲的人口爆炸。
就差几十年的国祚，挣脱朝代循环的曙光就能到来。可惜明朝大限已至，几大颗毒瘤同时发作，憋了那么久还是没憋住，只得生生在厕所门前尿崩。
面对着官僚系统——几颗毒瘤中最顽固的一个，朱由检和朱聿键都在为此而头疼。官僚系统严格来说和小冰期、农民起义之类的毒瘤不一样，它既是大明崩溃的元凶之一，也是朝廷的根本之所在。朝廷，说白了就是领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而政府的运作完全靠官僚来进行。革除官僚系统无异于朝廷自己走了一套天魔解体大法，除了和旧官僚同归于尽让崇祯皇帝大仇得报以外并没有什么用处。
既然硬来会动摇根本，朱由检也不想冒险在17世纪掀起无产阶级大革命——在没有正确思想的指引下，这样做八成会让中国的政府组织从上到下碎成一地渣，然后各地的机会主义者摇身一变就成了军阀，到时候重新开启战国时代.
真要有那一天，那时候就不用奢谈“在殖民主义的大潮里分一杯羹”了，那时候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在西方的殖民主义大潮下维持民族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了。
为了让中国在他有生之年走上帝国列强的道路，朱由检并不打算把旧官僚连根拔起来。比起一刀切掉，他还是选择釜底抽薪这一条路。
官僚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朋党。朋党的根源在东林党和复社这样的政治社团，而这样的社团的根源就在于地主士绅尤其是江南的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赖以生存的是土地，所以釜底抽薪就得从土地下手。
像海瑞那样抬出一柄尚方宝剑直接大闹一番是个不错的选择，要是可能的话朱由检也像找一个海瑞出来。不过海瑞这样的大清官可遇而不可求，他也不知道上哪去找到斩除土地兼并症结的大宝剑，只能另起炉灶了。
国家的收入来自于农业税和人头税，所以事事都要受地主阶级的节制。毕竟收不上来税地方政府就无法履行职能，到时候便会民变四起。可要是能够在来源于土地之上的税收之外再开一条财路，那些地主士绅怎么闹就都不打紧了。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谁是国家的经济支柱谁是国家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郑芝龙富可敌国，能凭着钱财呼风唤雨，就是因为他垄断了市舶之利，让本该进朝廷的账进到了他的手上。
如果这笔钱进到了国家的手里，或者间接地进了国家的手里，那朝廷也就没有必要事事为地主阶级的利益着想。
同时，如果这笔钱不是郑家独享，而是让无数人都因为海贸得利，到时候连民风都会为之一变——晋商兴盛的时候，晋中有谚云：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上茶票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