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还愿意不愿意来？”
“愿意啊~我可太愿意了。”
“嗯。”朱由检满意地点了点头，“你愿意就好。不过既然你这么高兴，我委托你一件事情可好。”
“好！”豪格一拍胸脯，“什么事，只管说。”
“我要你担任顾问，帮朝廷立一个《反逃人法》。”
豪格眨了眨眼：“朝廷也要跑马圈地？”
“什么玩意儿！我说反逃人法，反着来，你明白吗？”
“反着来？制台你是要反着把佃户散出去？”
“是要把隐户散出去。”
“啊...隐户是吧...”豪格想了想，“我对南蛮...我呸，我对南明的国情有些研究，其实我一开始也并不赞成逃人法。不过到了北京之后发现李闯把这里打烂了，我也就没拒绝。逃人，和隐户，差不多就是一批人。”
“是差不多吗？”
“对，因为我们圈的地一开始以宗室地产为主。圈了地之后，原来地上的那些乡庄、佃户，还有隐户，基本都跑了。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它倒过来是吧？我想问问，制台你要放出来隐户做甚。”
豪格摸了摸光溜溜的脑门，接着说：“据我所知，田得有人去种。”
“这不废话嘛，人不去种田，田还能自己长？”
“你看。”豪格一摊手：“制台你把隐户散开了，谁来种田？”
“不种田了，不要了。原因很复杂，反正你办事就好。”
朱由检不打算和豪格解释太多，因为这解释起来没完没了。
总的来说，就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养活一个人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出现了地少人多的情况。很多人只是守着几亩薄田算计着过日，而实际上这些田完全可以交给更少的农民来统一耕种。
换而言之，对于一个近代国家而言，财富通常直接来自于土地，而不是人。更极端地说，所有的财富都可以视作从土地上产出——这是克伦威尔的谋臣威廉配第的说法。
威廉配第是个经济学家，也是个大地主，大资本家。他的看法是，既然“就地租来看，500人每人种10亩的产出，绝对比500人给他一人种5000亩的产出来得少。”
而大明这种碎片化的精耕细作，在他看来简直是暴殄天物，是对土地资源的浪费，土地才是财富的根本。
清朝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天下有贫丁而无贫地”，所以在推行了摊丁入亩。
就在几乎同时，位于世界岛极东和极西的两个国家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朱由检的看法和威廉配第类似——马克思也是如此。马克思鄙视这个贪婪的资本家的人品，却也对他的思想大加赞赏。
现在正是近代历史的发端，正适合这种“古典”的政治经济学。
不过就和其他的大资本家一样，威廉配第可不会考虑那些被“优化”掉的农民有什么活路，从而导致伦敦之类的大城市中挤满了大批的无业游民。
朱由检不打算这么做。实际上，中国这边自己就有一套缓冲措施——这年头的田分为田皮田骨，在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就分得越明白。
田皮和田骨是两套互相独立的所属权，二者几乎平等。田主有所有权，佃户有耕种权。所以就算土地兼并严重，也几乎不会出现农民失耕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