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南直隶的土地情况，朱由检打算引入摊丁入亩来解决问题。
“摊丁入亩”，即是一条鞭法的更进一步。取消人头税，完全依据“谁种田谁交税”的原则来进行，将税收直接和田亩本身挂钩，而不再以“人”为征收对象。土地多的多交，土地少的少交，没土地的不交。
摊丁入亩，是先前一系列税收改革的直接继承。到了这一步，人口和户籍在税收上就不再重要了，因为朝廷既不按人口收人头税也不需要直接向百姓摊派劳役。
但随之而来的也有其他的问题，有的是老问题，有的是新问题。
苛捐杂税一直是老大难。虽然这一代把所有的税收都合并到了田亩税里头，但朝廷永远也不会知道下头的人如何执行。他们可能扭过头去就用别的明目又开征一大堆别的苛捐杂税，农民的压力要不了多久就会回到原来的水平，甚至还会更多。
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所谓“积重难返”即是如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税收负担一直在不断地循环，每次改革的红利要不了多久就会消散，农民们所能得到的不过是短暂的喘息。
所以每次减税，通常伴随着实行的还会有相应的监督措施。对应“摊丁入亩”的，就是“火耗归公”。
前者，是为了把大江南北的所有税收合并执行。而后者，则是为了防止产生附加税。
一旦火耗归公能被严格执行，整个财政结构就会天翻地覆，地方官也随之失去了摊派加税的动力。这种情况下，朝廷发的养廉银对他们来说还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他们若是再贪污受贿，那就连名目都没有了。
摊丁入亩是一圈绵羊，火耗归公就是牧羊犬。这个牧羊犬若是能恪尽职守，绵羊就能安心在圈里头吃草。但牧羊犬总有一天会老死，须要有新的牧羊犬来替补。但若是没有，这一圈羊依旧免不了要炸营。
“历史”上，清朝的火耗归公大致妥善执行到了清中后期，倒是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和而“历史”的大清朝相比，从棺材板里爬出来的大明朝有一个前人无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大明会稳步地朝帝国主义过度下去。
一旦税收的重心完全转向海外，资本家便会走上历史舞台。对于资本家来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他们的立身之本，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新法也会在朝廷中确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会反过来影响整个社会。
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恶行有不同的忍受能力。当资本走上舞台的时候，那些在封建时代习以为常的东西会变得不可忍受——
剥削是经济行为，压迫是政治行为。资本主义上台自后，人们对剥削的忍耐程度虽然没有上升，但对压迫的忍耐程度却往日大相径庭。
等大家伙都进工厂工作了，也只有那些个犄角旮旯里头土得掉渣的小吏会私下里给农民加税——况且到了那时候，农民的生活和现代也不可同日而语。
像刘左那样的不识字的穷困农民太多了，他们碰了事也就只能聚众闹一闹，司法途径完全对他们关闭了大门。几十年后若是农民识了字，他们好歹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报纸上喊一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