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行，不算多。不过这不是关键，那一千亩地烂了都与朝廷大政无关。朝廷关心的是，禄券怎么样了？”
“禄券？禄券没问题。因为只有金领相他一个人令禄券，所以到了点他直接去户曹（朝鲜户部）领银子就行。”
“按月领？”
“对，按月领。”
“那这块地，有没有像吴王说的那样安排？”
“吴王动了朝鲜的五万两，把那块地收归为朝鲜的官田，然后朝鲜由朝鲜议政府租给了当地的土豪来管理，战俘当作佃农来处置。在这中间，大明派驻的宣政府一直在从旁监督，没有出现疏漏。”
“有没有什么问题？”
“倒确实是有个问题。朝鲜多山，田地不平整，这一千亩地也分得很零散。战俘若是在一块地上倒是还好办，分得这么散不好处置。”
“行，我知道。”钱谦益点了点头。一开始朱由检和他说这事的时候，他就提过这个问题——
官田如果太大，这等于形同恢复了井田制。而任何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井田制这种僵硬的制度几乎没有可操作性。或者说，只在某些地方有可操作性。
只是这种公田民种的制度会抹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传统的井田制而言，八块私田和一块公田围成一个井字形。公归公，私归私，这固然理想。但上哪找那么规整的田地去划分？又如何保证中间的公田能受到一样的照顾？
这在奴隶社会倒是好办，但在封建社会并不好办。因为农民们有自己的私产，私产有大有小，不可能指望农民对这些产权被分得明明白白的田地都一视同仁。
就算是孙可望治下的农庄，他也同样面临了这种问题。他的解决方法是高压监督与高福利，在他亲自监督二百多个农庄的前提下裁撤所有苛捐杂税。他不收正税，更不收火耗，他只要田地产出的一半。不管产多少，拿出一半来助军即可。
在孙可望的规划中，每家每户既种私田又种公田，既有个人劳作的时间又有集体劳作的规划，分得极周到，协调得也不错。
可孙可望他也只有一个脑子一双手，他没法照管到全国的田地。若是搁在一个不那么勤政的地方官身上，这套农庄又会倒回奴隶社会的状态。
为什么朝鲜的这块田不怎么花力气就能丰收？因为种田的是战俘，不干活就拿鞭子抽，完全不用考虑私产。这和西周井田制的情况几乎完全一致，在以奴隶经济为主的年代井田制确实是有可行性。
在钱谦益看来，朱由检的这种行为非常危险。如果他执意并购全国的土地，并且用国家规划来代替农民的自主生产，那怕是得有几百个不眠不休的孙可望才能照管得来。
而且全国上下情况也完全不同。在华北平原、关中平原、成都平原这样连成片的沃土，这种农庄还算方便管理。每个农庄都一般大小，方便计算产出也方便。
可要是在多山地带，比如朝鲜这样，一个农庄散落在大山四周，那就很难从中组织协调了。
不过朱由检倒是不以为意，他只是向钱谦益保证不会当瞎改革的王莽，然后委托钱谦益来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