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太原的新皇，年号“归运”。
取自汉代班固《典引》：“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
“归运”即顺时而至的天运，表示皇帝乃奉天承运登基，并非阴谋篡立的伪帝。若非大明已有正统皇帝，估计山西的那帮商贾，会直接以“正统”为年号。
被迎入北京登基的新皇，年号“昭德”。
取自汉代刘向《说苑》：“天有昭德，宝鼎自至。”同样含有奉天承运之意。
当中央朝廷的君臣，听说山西冒出个皇帝，立即颁布诏书通告天下，将山西朝廷斥为忤逆叛乱之辈，号召全国官民兵将共讨之。
还未正式出兵，朝中就爆发激烈党争。
出自山西豪族的官员，因“勾结伪帝”而下狱，沿海地区官员彻底掌控朝政。
也有跑得快的山西籍官员，麻溜奔往太原，索性在太原朝廷当官。
昭德皇帝传下圣旨，召集大军勤王，其实是想发兵征讨山西。
整个松辽盆地的边军，都只当没接到诏书，那里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小冰河时期已渐渐过去，松辽军民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甚至，没了朝廷盘剥，他们还过得更滋润，都司和总兵都选择按兵不动，借口是要防备北方蒙古入侵。
整个东北地区，王渊执政时是三大营，随着朝廷实控地盘扩大，如今已扩建为六大营。因为之前二十年的混乱，东北六大营分为三股势力，一占辽宁，一占泰宁（吉林），一占原朝鲜北部（鸭绿江和清川江之间）。
前面两股势力，互相攻伐，都想吞掉对方，最后一股势力只求自保。他们都不愿帮朝廷打仗，但也不敢拒绝，张口就要百万两银子的开拔费。
只有山东总兵黄宗德，那是真正的忠义之士啊！
黄宗德带着三万团练大军，不要朝廷一分钱，自费进京听候皇命。
昭德皇帝龙颜大悦，升授黄宗德为后军右都督，冠加三英，赐斗牛服。又命兵部左侍郎王贤，挂总督帅印，带着黄宗德一起征讨山西。
王家与黄家，再度联手。
只不过嘛，王渊是跟黄崇德联手做生意，而王贤则是跟黄宗德联手除叛逆。
二人带着西苑新军一万、山东团练三万、京畿民夫五万，浩浩荡荡的朝山西杀去。
太原的归运皇帝，纯属被赶鸭子上架，但既然已经黄袍加身，也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听闻北京已经发兵，归运皇帝也整军抵抗，对外宣称誓师东征伪帝，拥有北方边军两万余，其中一半属于火枪骑兵，另有数万山西团练和民夫。
双方在代州附近展开战斗，黄宗德的山东团练财大气粗，装备大量新式火枪和火炮，初时打得山西军队差点崩溃。
关键时刻，负责策应断后的西苑新军，莫名其妙的不战而逃，王贤和黄宗德被断了粮道。
王贤以文官总督身份，誓不投降，力战而死。
黄宗德杀出重围，回到北京时，身边只剩数千残兵，而且火炮辎重全部遗失。
黄宗德上疏怒斥西苑新军将领，反被南方系官员反咬一口，说他畏敌不前才导致损兵折将。而西苑新军将领，则是当机立断，保住了朝廷官兵的有生力量。
黄宗德差点因此被下狱，带着满腔怒火返回山东，从此不再理会中央命令。
这属于山东（外加天津）商贾集团，与江浙商贾集团的争斗，双方在纺织行业的竞争已持续上百年。
而为国捐躯的王贤，也因为跟黄宗德交往密切，非但没有被死后追加荣誉，反而被定了个纸上谈兵、指挥不当的罪名，只因已经身死才不予追究责任。
王氏子弟震怒，大部分选择辞官。
一支退回天津组建团练，控制天津的铁路、河港和海港，直接掐断北京的漕运路线。
一支前往湖广，全力资助王元珍。
一支前往贵州，支持王贲扩张实力，王贲是王渊大哥王猛的后代。
朝中的江浙集团官员傻眼了，由于漕运路线被掐断，整个京城粮价暴涨。他们不得不做出妥协，将兵部尚书的位子，交给留在朝中的王氏官员。
归运元年，或者说，昭德元年。
归运皇帝再次东征，一路打到北京城外，王渊的城西旧宅被占领。
山西朝廷兵马大元帅下令：“王太师，圣人也，不可轻侮，不得损其旧第一草一木。”
又把宅中诸多王氏子弟，“请”到北京城下，让负责镇守北京南外城的王皋投降，并承诺升王皋为内阁次辅、加太师衔。
王皋面无表情，下令道：“开炮！”
城楼巨炮调整角度，对着诸多王氏子孙发射，一炮轰死王皋自己的亲孙子。
两军都惊骇莫名，北京守军义愤填膺、士气大振。山西军队则慑于王皋忠义，又念及王渊的圣贤之名，竟然选择围而不攻，还把王氏子孙全部掳去太原，每天好酒好肉的伺候着。
北京城太坚固了，就算带着巨炮，也得打好几个月。
山西军队围城半年之久，城中饿殍遍地，天津王氏终于带兵来救。攻城方粮草不济，把北京周边抢掠一空，终于灰溜溜的选择撤军。
王皋借着保卫北京的大功，开始清洗内阁和六部，急诏素有贤名的南京礼部尚书金芳回京，火速担任内阁首辅。又清洗守城时表现糟糕的勋贵，将他们的土地分给流民和佃户，再拿出王家在北京的钱财和土地，分给西苑官兵补发军饷。
北京朝廷，在京畿地区轻徭薄赋，天津王氏也愿提高商税，终于给中央回了一口血，颇有百废待兴、再造河山的味道。
而山西的归运朝廷，则被山西商贾控制，全面清理山西境内匪寇，保障辖地内的工商业环境。他们不理会已经打烂的陕西，而是出兵攻打河南，因为山西粮食不足，必须占领河南才能回血。
河南地方军阀奋起反抗，但根本不是北方边军的对手，山西朝廷迅速占领河南全境。
昭德三年。
眼见北直隶有些起色，权倾朝野的王皋，突然被皇帝诱捕下狱，竟是昭德皇帝想要收拢大权，不愿做一个受人摆布的傀儡。
王皋悲愤不已，虽然皇帝不敢杀他，只是逼他交出大权。但王皋刚烈异常，自杀于狱中，留下血书遗言：“煌煌大明，国将不国。王氏子孙愧对祖宗，望天下英豪重造乾坤！”
同样被软禁的内阁首辅金芳，听闻王皋的死讯，当晚便吞煤自尽，留下血书：“生不可救社稷，死或能醒人心，吾随岸磊公（王皋）共赴黄泉去也。”
昭德皇帝直接傻眼了，他真不敢杀王皋，这……这何至于此啊。
昭德皇帝下令厚葬王皋、金芳，京城内外人心尽失，皇帝得到大权却头疼不已。
天津王氏首领王鳌，愤而传檄天下，喊出“诛暴君”的口号，先是断绝漕运，接着又带天津团练攻打北京。被克扣粮饷的京城官兵，主动开城投降，北京百姓直接攻入皇宫，将紫禁城抢掠一番，将昭德皇帝吊死于午门城楼。
王鳌虽然占领京城，却很快不知所措，麾下也开始争吵不休。
一派喊着拥立王鳌为帝，一派喊着迎奉太原天子，一派喊着另择宗室登基。
王鳌代表着天津、山东商贾利益，属于绝对的既得利益者。他下不了决心自立为王，只想延续大明的统治，最终选择迎奉太原天子。
山西那边，反应很扯淡。
归运皇帝想要去北京，山西商贾却不放人，因为去了北京之后，朝政肯定被王氏控制。
归运皇帝被逼着写诏书，说朝廷早已迁都，让王鳌去太原做官。
而北方边镇的将领，一些支持山西商贾，一些则想去北京的花花世界。被掳到太原的王氏子孙，趁机怂恿将领兵变，口号是“清君侧、迎帝归”。
兵变被镇压，王氏子孙被杀死三十多人，剩下的全部趁乱逃离山西。
山西商贾继而展开清洗，导致攻占河南的边军叛乱，总兵郑越（武进士郑虎后代）自立为河南王。
王皋得知同族被屠三十多人，彻底跟山西朝廷闹翻，也对宗室不再抱希望，自封为直隶总督，苦心经营白骨露于野的北直隶。
经过这些事件，大明皇室权威降到极点，已经没人把皇帝当回事儿了，但同样也没人敢率先称帝，而是出现一堆一堆的地方“藩王”，王朝末年的藩镇割据正式形成。
南方沿海最有意思。
昭德皇帝被北京百姓吊死，归运皇帝被山西商贾控制，南直隶的官员和商贾，不再认可北方政权。
徽商和江淮商贾，另立宗室为帝，改元“大兴”，再次出现二皇并立局面。
可是，浙江、福建和广东，却不愿听南京号令，居然搞出三省联合自治。他们设置三省联合议会，又下设省议会、府议会、州县议会，各级官员必须听取议会的意见，否则不能颁布任何法令。
王元珍占据湖广、江西之后，大量王氏族人、大同社成员、物理学社成员来投，可谓人才济济。
而且，由于王元珍强行分地，愿意来投靠他的人才，多出自小地主、自耕农和小市民阶层。
王元珍暂时无力向东南沿海扩张，也没实力去攻打广东。他一边在辖内搞土改，一边派兵去攻打广西。
广西地方势力，需要面对“伪大越国”的兵锋，军队主要驻扎在南方边境。
王元珍在广西势如破竹，广西兵紧急回源，“伪大越国”趁机入侵。广西士绅商贾，由于畏惧被王元珍分地，竟然选择向“伪大越国”投降。
广西济世派大怒，串联掀起农民起义，四处杀官造反、攻略州县。仅仅一年时间，就有十余万农民军，带着三府之地归附王元珍。
王元珍带着军队在广西打仗时，交趾汉人突然派使者来接洽。
交趾设省的时候，已经清洗了一遍地方大族，接着又派遣大量汉人移民。那里的土地兼并程度，其实并不十分严重，反而是幸存的安南旧朝望族，拥有最多的土地，汉人则主要占据工商业优势。
这次起兵自立，宣布建立大越国的，便是安南旧臣阮氏之后。
阮氏打着驱逐异族的旗号，扇动土著百姓，对汉人高举屠刀。交趾汉人分布各地，又没有真正的德望之士领导，竟被阮氏窃土成功。而且，阮氏还手段高明，承诺不侵多汉人商贾的财产。导致交趾汉人当中，真正有影响力的家族，对交趾的异变不闻不问，继续高高兴兴的做生意。
出身交趾小地主阶层的士子，早就在密谋收复疆土，听闻王元珍在广西与阮氏作战，立即派遣使者前来商量联合之事。
双方交流非常顺利。
王元珍承诺收复交趾之后，对拥有2000亩土地以下的汉人，不会强行分地给农民、佃户。超过2000亩的土地，按市价进行官方半价收购。
交趾士子自然愿意，就算超过2000亩也无所谓，大不了选择分家分产。
把土地分给儿孙和族人，总好过被异族虎视眈眈。
归运（昭德）三年，王元珍大破“伪大越国”与广西豪族联军，交趾汉人在“伪大越国”起义。
交趾商贾很有意思，对阮氏自立不闻不问，对汉人起义也不闻不问。只要别妨碍他们做生意，就算打破狗脑子，似乎也跟他们无关。
当王元珍攻入交趾，并与义军合兵时，交趾商贾终于慌了，他们害怕被夺走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