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法二十九年，由于松江府府尹治理失措，激起民变，大批纺织工人再度爆发起义，此事后来还造成了顺朝皇储李玄烨之死，在当时的影响极大。
因为苏松省，特别是松江一府，可说是大顺的棉纺织工业中心，大批纺织工人起义以后，又捣毁了数量惊人纺织机器，使得长江下游的棉布供应为之断绝，棉花价格顿时上涨三四倍之多。
于是随州、襄阳、武昌的棉布工场，还有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北疆棉花种植园，无一不卷入疯狂的棉业投机热潮中。可以料到的是，迨松江府织工之乱被平定以后，棉价应声回落，全部参与棉花贸易的商行和西域种植园主都陷入了绝大的困境。
更有甚者，朝廷背书的各家票号，乃至于直接用户政府经营的票号，也都集体参与了汇兑投机。那些大量吸纳棉花的商行既需要充裕的现金，也需要经汇票交易，使得仅仅是金陵一地汇票市场的每天交易额都达到了百万银元之多。
因此市场利率竟盘旋在二毛到三毛之间，利润之恐怖，吸引了无数绅商投入其中。
许多原本经营商铺、农场、工坊、海贸的大商人，纷纷出卖资产，投入棉花投机活动中，转型成为票号经营商。
到织工之乱平定时，棉业和汇兑的双重投机同时崩盘，最严重的还是当时顺朝乃至于亚洲的金融中心开封，大量票号集体倒闭，户政府经营的国营票号也因为亏蚀近两千万银元之多，造成了当时的户政府尚书、两侍郎、四主事、一谏议大夫，全部人头落地。
金陵和苏州于此同时出现了顺朝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融风潮，许多老牌商行倒闭，在钱庄方面，半数因欠债而闭歇。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关东和西域垦荒移民活动的成功，还有青丘州发现金山的大好消息，大部分江南资本在受到沉重打击以后，都陆续开始向关外及海外转移，江南地区原本蓬勃发展、极度繁荣的工商业遭遇了空前的萧条，大绅商屡屡破产，连一般市民都因参与棉花投资而受到巨大损失。
经此一役，江南商人和大顺朝廷都痛定思痛地决定回避类似的投机生意，自己既不参与，也不在政策上鼓励此类活动。
为了整顿过度泛滥的金融投机生意，朝廷也终于下定决心，出台了一系列规制政策，还由户政府牵头，从民间选拔大票号出身的掌柜组织银监局，在金陵、苏州、广州、天津、敦煌等地办公，控制汇兑投机的过度发展。
在这一重大危机的影响下，各地票号经营商对于邸报，以及从邸报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各类商业信息报纸的重视度，是大大提高了。
掌柜们开始学会了整合报纸上的信息，开始学会了预判市场风险，一个全新的信息市场正在形成。
下一年，朝廷开放了渤海海运对民间的限制，放弃了海运招商局对于关东贸易运输的垄断权力。
这主要是因为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省，在收复数十年以后，其人口规模、经济生产，都已经完全恢复，而且实现了远超万历年间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