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明的战争正在有条不紊地筹划之中，各路驻军多数向湖北和广西两省集结，看来李来亨已经修改了方针，改变了过去以西北驻军为主力平蜀的策略，转而选择了自楚、桂进军的间接路线。
新的战争阴云正在悄悄骤集，但对于关内的多数地区而言，安定的太平时节已经降临。
大顺委派的官吏和驻军，已经接管了明朝绝大部分的疆域。井然有序的营庄改造也在推行之中，只不过鉴于乡官数量的限制，对于新晋取得的土地，李来亨已经放开了清田驰禁的步伐。
营庄之禁的破坏，是从庄使开始的。
光中二年起，朝中都营田司已经陆续破获了不少庄使私吞土地的案例。
虽然李来亨定制之初，就设置了庄使、推官、捕盗使、村长等乡官牵制监督的权力结构。可是随着营庄制在更广泛地区内的扩大，庄使的贪墨违禁便难以完全遏止。
即便大顺有严刑酷法来限制庄使，违禁过分的通常还要处以死刑。但既然制度本身隐藏了庄使侵吞土地的特权，行政惩罚的效果也就有限了。
何况营庄制需要耗费的巨大行政资源，过去仅在湖北、河南两地，大顺尚能支撑，现在一下子扩充到了十倍以上的地域内，行政资源便根本不敷使用了。
清田驰禁必然被提上日程，只是李来亨对于限制大地主兼并的想法也始终未变。
“驰”营庄之禁的同时，还要清查仗田——而清田过程中，大顺又以相当倾斜的态度，默认了明末乱世期间贫民佃农对于抛荒土地私自占有的合法性，实际上也产生了均田的效果。
此外一部分本由营田司管理的营庄土地，也被授予了耕种的佃农——至于本来拥有这部分土地的原地主，其田息收入则被李来亨直接换为了虚无缥缈的工坊股本。
其中不服的士绅并非少数，只是在大顺军强大的武力面前，他们根本不敢升起抵抗之心。毕竟孙可望远在四川，退守广东和福建的郑家小朝廷也缺乏北伐的力量，塞外的清军则在经历甲申之役后，不仅残暴的面目完全被看穿了，其本身的力量也虚弱到根本不能牵制大顺军丝毫。
各部驻军的强力弹压之下，河北、山东、山西，以及新设立的以徐州为省会、由原豫东一部、皖北一部和江北一部合并而来的淮海省，均完成了营庄佃农向自耕农转化的进程。
士绅的叛乱并非少数，但动摇大顺基层政权统治的叛乱，连一例都不存在。
甲申之役清军的入寇，已经大大打击了华北士绅的力量，使得他们在清、顺之间，考虑良久以后，只能接受自己的土地被佃农夺走，而自己仅获得一些不值钱的工坊股本的现实。
毕竟这和剃发令之下，尊严被践踏、财产被全部夺走，连家族都被整个毁灭的灾难相比，简直不值得一提了。
甚至不少士绅子弟，已经开始寄希望于通过科举、乡政学校、讲武堂的途径，进入大顺朝廷之内，成为体制的一部分以后再设法夺回家族的产业。
来自南方的士子纷纷乘船北上，自从金国被蒙古灭亡以后，已经空荡荡数百年的大梁运河又繁盛了起来。
天下文人悉数奔赴汴梁，东京风华璀璨又盛于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