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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从师思的话中清醒过来，就得到父母亲双双到来的消息。我来不及通知沙莎，便赶到新华路长途车站接他们。父亲站在车站门口，一只手紧紧牵着他那从未来过武汉的妻子。看到我时，他惊喜一下，马上就沉下脸。只有我的母亲仍看着我，像当年从她体内脱落时一样，笑得合不拢嘴。在出租车里，父亲迫不及待地训斥我，连结婚这么大的事都不同家里说，弄得他们很被动。对此，我无话可说。幸亏他们对我和沙莎的房子比较满意。特别是母亲，她望着正在制冷的空调怔了一会儿后，告诉我，能在武汉安这样一个家不容易，要知足。她还摸着沙莎的照片说这是一个靠得住的姑娘，过好日子是没问题的。
沙莎得到消息，只用半个小时就赶回来了。她对我的父母比对自己的父母客气许多，都能与我们交欢时的温柔相比。沙莎回来的路上，已顺便买了一些菜。武汉女孩就有这个本事，越忙越能显出她的思路清晰，想让她犯糊涂，除非有本事让她一年到头无所事事。
我母亲也是个好婆婆，见到沙莎就夸个不停，甚至不惜说她讲的武汉话比黄州话好听。对于沙莎做的菜，母亲更不惜溢美之词，说自己从未吃过这么好的酸辣豆芽和豆瓣喜头鱼，就连一碗普通的番茄蛋汤也称赞了两次。母亲当然不会忘记顺带说了我从小就喜欢吃的几样菜。沙莎极有耐心地听着我母亲的唠叨。不过，她还是不留情面地拒绝了母亲想去看看亲家母的要求，尽管当时母亲将我们家仅有的一枚金戒指送给了她。
母亲和父亲住在我和沙莎的家时，钱主任带着老赵进来坐过两次。
邻居家串门，这在城市里已经是不多见了。
钱主任这样做确实有些反常。
钱主任第二次来串门时，还带上自己煨的一罐藕汤。临回黄州前，母亲特地嘱咐我，要关心一下邻居老赵，他和钱主任一起过得并不幸福。母亲一向不轻易说别人家的事，初次见面，她就如此说老赵，不得不让我心生惊讶。
沙莎待我父母应该说不错。她力主将装了空调的房间让给我父母睡。我们睡另一间房。刚享受过空调的舒适，回头再用电扇，号称不怕热的沙莎也受不了。父亲和母亲只在我们这里住了两天两夜。第三天中午，沙莎回来吃饭时，发现自己的唇膏被人用过。本来好好的，一下子就变了脸，毫不客气地说：“妈，你要用唇膏我可以另买一支给你，别用我的。唇膏是不能共用的。”母亲当即麻木了。
沙莎说出来的这些文字是不要紧的，关键是串起这些字的语气。
沙莎同师思都一样，急促起来，语气吓人不说，连眉眼都会竖起来。
这也是武汉女孩普遍的习性。
下午四点，父亲在新华路长途车站打电话，告诉我钥匙已放在茶几上，门已反锁好了，家里有事，他们得急着回去。我知道这些全是因为那唇膏。下班后，当着沙莎的面，我将那支唇膏扔进锅里，恶狠狠地要熬一锅汤灌进沙莎肚子里。沙莎一点不含糊，舀了一碗汤便要喝，见这样子我又软了。
刚好这时，老赵不知为什么在门外自言自语：“谁叫我是男人！”
夜里，汪总又来乞求王婶。
沙莎让我将老赵叫上，在家里开了一桌麻将。
沙莎说这是照我母亲的意思办的，让老赵幸福一点。
沙莎的意思也对，无论在这个城市的哪儿，碰到有人叫痛苦之后，必定还要补上一句：三天没摸麻将了！
从此，老赵天天晚上必来我家，再也不同钱主任一道出门散步。这样玩了十几场。有天晚上，还没到十一点，老赵突然捂着嘴跑进卫生间。他在里面待了十来分钟。汪总这时正抓着一副好牌，豪华硬七对已听和了，他急着催了几次，要老赵快点。老赵出来时，脸上挂着一副凄惨的微笑，他对我们说：“好了，我终于可以解脱了。”一坐下，他就将一只东风放出来，并说：“汪总，成全你了，也算我积一回德。”汪总愣了愣后，还是将牌推倒和了。他正是单和东风。
偶尔过来冷冷看上几眼的王婶也忍不住笑了。
钱主任则不高兴，她起身去上卫生间，刚一进门就惨叫起来。
卫生间地面一向被沙莎打理得比镜子还要亮，此时此刻全是鲜血。
老赵得意扬扬地冲着钱主任说：“是我吐的！”
我、汪总，还有钱主任，七手八脚地将老赵送到南京路上的第二医院。大夫当即让老赵留下住院治疗。到第三天，诊断结果出来了，是肺癌晚期。医院没办法了，钱主任只好将老赵接回来，餐餐做好吃的给老赵吃。
由老赵的脸色自然想到师思。我几次叫她上医院去查一下，她都不理。从在电梯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后，她又像观音菩萨像一样对我。
星期五的早上，我和沙莎在办公楼前的小吃摊上吃热干面。晚来一步的师思出乎意料地抢着将我们的钱给付了，然后说：“我若是去坐牢，请二位常去看看，记得带一碗这里的热干面。”
师思先上楼去了。我问沙莎是怎么回事。
沙莎告诉我，局里已查清了，师思同主编老莫一起，利用给黄鹤山庄做广告的机会，接受了对方的一套住宅。主编老莫将它偷偷给了师思。作为回报，师思当然献出了自己的秀色。
见我做不出反应，沙莎说：“这家的热干面做水了，以后我们不在这儿吃。”
我突然责怪沙莎：“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别太将那破纪律当回事！”
上午九点，局纪检组的人来杂志社开会，**宣布将那套房子收归局里，然后统一分配，对主编老莫和师思只是给了个行政记过处分。宣布完后，他们问主编老莫和师思有什么意见。主编老莫说了一通让人肉麻的话。
轮到师思，她说：“我希望局里能将这套房子分给局长的女儿。”
师思用从杂志上撕下来的纸，叠了一只小房子，再用拳头将它砸扁。
我跳出来说：“我支持师思的建议，现在到处都在流行这样的分房原则，希望我们局不要例外。”
杂志社的人全都狡猾地笑起来。
我的话当天就在楼上楼下流传开了。
下班回家，没想到沙莎也表扬了我，说我终于有几分像武汉人，嘴巴上特别来劲。
嘴巴再厉害终归还是嘴巴，永远比不上屁股，屁股坐准了，那才是真厉害。被局里收去的房子，当天下午就被分给了上次分房的第二十一名，局长的女儿。看着那张光明磊落的告示，大家都无话可说。
只有师思自己嘟哝一句：真是举贤不避亲！
星期六一早，沙莎就同老赵他们一道去鸡公山避暑。
老赵自己坚决要求去，局里见他不像晚期癌症病人，就同意了。
沙莎的名额是处长让给她的。临出门时，沙莎只叮嘱我一件事，有陌生人打电话找到家里，什么也不要多说，让对方一个星期后再联系。
局里的车在楼下等着，我送沙莎上车时，钱主任在马路边对老赵一声声地嘱咐。车上的人都笑话，人到老了方知爱情甜蜜。
刚刚回到屋里，门铃就响了。我以为是缠绵的钱主任有话想跟我说，开门一看，外面站着的竟是师思。
师思进屋后，自己打开冰箱，将一大瓶可乐咕咕地灌进去大半，放在桌上的那碗沙莎给我准备的绿豆稀饭，也被她端起来喝得见底。我在一旁问她怎么了，她也顾不上回答。
放下碗，她就往卧室里钻，嘴里说：“我想睡觉！”卧室的地板上还有昨晚我同沙莎用过的卫生纸。师思视而不见，她一下子趴在我用的枕头上，只来得及对我说一句“将空调打开”，就睡着了。我怔了一会后，开始收拾夫妻间不可示人的那些东西。并抽空打量着师思：师思的皮凉鞋很脏，不仅有干泥巴，还有湿泥巴。纯棉白色短裙的后面，有一大块被青草染成的绿色污渍。像男孩子一样的短发比男孩子照顾得还差，眼窝肿肿的，还有泪痕。
房子收拾整齐后，我站在床前，犹豫着该不该将那双脏鞋脱下来。
就在我下决心将那脏鞋脱下来时，师思的叩机突然响了。我伸出去的手狠狠哆嗦了一阵。回到客厅，我从那只红色拎包里取出叩机，将按键按了一下，显示屏上出现一行字：师小姐，有位女士骚扰你，按规定我们没有呼你，谢谢你对本台的信任。十分钟后，叩机又响了，这次是给语言信箱留言，那呼叫的电话号码是主编老莫家里的。师思的叩机每隔十分钟就响一次。每次都是那个号码。我试着打过去问主编老莫在不在家，一个女人凶恶地说他得艾滋病被隔离了。我明白那边东窗事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