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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周对我的不高兴正是从孔雀突然出现在曼谷机场开始的。
从台北到曼谷，飞机飞了三个多小时，加上一个小时时差，实际上是四个多小时。空姐给我们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上几乎全是无聊的政治文章，远没有前排的王海、王凤夫妻耳鬓厮磨的动作让我注意。他们喝饮料时，还恩爱地做了个喝交杯酒的姿势。一旁正在给别人添咖啡的空姐瞄见后，眼圈当即红了。随后她拿来一小瓶黑水晶一样的葡萄酒，塞到王海手里，并说：“好好待你太太。”王海推辞了几下，见空姐要伤心了，只好收下。插在飞机座椅后面口袋里的《华夏精品》杂志第二十页上有这种酒的介绍。它的英文名称为colioicewine，中文叫可丽儿冰酒，是让葡萄在零下二十至三十度冻成浆果了，再行酿造。完整的包装是四瓶一盒，卖价为六千七百四十元新台币，分开了每瓶值一千六百八十五元新台币。王海在这样贵重的礼物面前表现得很镇静，他问了另两位空姐后，决定收下它。那位空姐的丈夫是台北有名的棒球投手，每次妻子飞行归来，必定要在家中点上红蜡烛，开一瓶冰酒喝交杯，但是一个月前，这位棒球投手在一起车祸中死在台北街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周、胡虎和我心情都很激动。胡虎写了张纸条托叶老师和何总传给小周，听叶老师的口气，还是一首诗。小周看了一眼后，将它放在小桌板上，等着让它自动滑落下去。我想起白珊，当然也想孔雀。小周就在眼前，但我不清楚自己是否想念她。
钟老端起饮料杯同我碰了一下，他长长地叹口气。
在曼谷机场下飞机时，那个空姐专门对王凤说了句：“你真幸福！”王凤就将夹在钱包里的儿子照片，送给她作纪念。
这一次，我和钟老同时叹了一声。
王凤对这位不幸的空姐说：“若有机会到武汉，欢迎你来家里做客。”
王海则说：“我太太能做一手地道的湖北菜。”
经历计划之外的告别后，我们随即在机场出口见到孔雀。
孔雀一副泰国女孩打扮，远远地冲着我们用泰国话说：“龙龙水晶晶！屁屁老妈妈！”
小周对我说：“我也会说这两句，意思是小姐真漂亮，小伙子真帅！”
我仍要单独问孔雀，她的翻译结果同小周一个样。
我又问：“不是说好**见吗？”
“你怎么成了我的老板？”孔雀反问。
孔雀冷了一会，又热情起来。她站在一辆大巴门前，给我们每个人献上一串佛珠一样的花朵，并说这是泰国旅游的第一个项目，美女献花。孔雀还会双手胸前合十。
大巴开往太阳酒店的路上，孔雀介绍说刚才那串花是泰国人的一种祝福，她请我们为这种祝福每人付上十元人民币的小费。孔雀还让我给收一下。我正在迟疑，何总就让小周付了他们六个人的，万组长接着将他们六个人的六十元一齐付了。我只好向钟老和王海伸手，最后又添上自己的十元。坐在最前排的那个皮肤黝黑的男人笑眯眯地从我手里接过一百六十元人民币。
这个男人姓蔡，他自己让我们叫他屁屁蔡。屁屁蔡的中文是父亲教的。他父亲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国民**军中当兵，后被从北方一路横扫过来的解放军撵到泰国。屁屁蔡不无自豪，因为他父亲娶了三个泰国女人做老婆。
钟老不失时机地说：“少不了也种鸦片。”
屁屁蔡大方地回答：“我们这儿有两大传统是丢不掉的，一是毒品，二是精神污染。”
精神污染这个词的应用显然让屁屁蔡兴奋起来，他声明这是去年北京一个旅游团的人教给他的，来泰国的人就是想让精神污染一下。车上的人都懂他的意思，大家一齐笑。
屁屁蔡说：“来我们这儿要想让身心都得到放松，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污染，染得再黄也不会有人管。只要你们将随身带着的人民币、港币和美元都留在这儿就行，泰国经济现在糟得像一堆狗屎。”
屁屁蔡在大巴上一句正经话也没说。他说的第一句正经话，是在房间分好后，告诉我们，已预订了上午八点钟的电话叫醒服务。
电话叫醒服务还没开始我就醒来，钟老的鼾声让我勉强睡了两个小时。我撩开窗帘，一点也不相信自己正身处异乡。曼谷的朝阳也是千篇一律。钟老鼾声的间隙里，还夹杂着王凤在隔壁房间惊恐的梦呓声。我穿好衣服，一个人下楼走到酒店外面，胡乱转了一通，除了汽车，到处都是身着袈裟的僧人。这让我怀疑，佛教如此盛行的地方，毒品与色情真的那么多吗。后来，我碰见两只黑狗，它们狠狠地盯着我，我假装不慌不忙地转身往回走，那两只黑狗竟然一直跟到酒店门口。
我在大堂里与孔雀碰了面，孔雀刚交完电话费，见到我时嫣然一笑。她问我怎么不睡觉。我问她这家酒店是不是真有三星级以上标准，怎么就像武昌火车站附近的私人旅社，里里外外的动静全能听见。孔雀以为我在说王海和王凤，她要我理解，人家夫妻见到异国情调，自然会亢奋。
我将同钟老一道听来的话告诉她。
我说：“肾癌晚期的人，连欲念都没有了。”
孔雀不以为然：“男人就是好哄，王海骗别人将你们也捎带上了。”
“你是不是也在哄我？”我马上说。
“到了芭堤雅，你会快乐的。”孔雀说。
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孔雀要了一杯咖啡，也替我要了一杯。她笑眯眯地要我买单。
“还在失恋吗？”孔雀呷了一口咖啡，“曼谷的咖啡，也能品出女人的体香来。”
我说：“从认识你以后，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