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才背着行李出门时，大张家寨的几个年轻人还来劝他别去，说我们这里和界岭比，就像城里和我们这里比。那地方男人都长得像男苕，女人长得像女苕，所以至今出不了一个大学生，连高中生都没几个。又说当民办教师一个月工资才三十五元，塞牙缝都不够。万站长在一旁说，三十五元是教育站发的补助，村里还要发三十五元。还说，自己在界岭当民办教师时，一个月总共才四元钱工资哩！
那些人说的话更难听：“别说界岭了，就是我们村里，任何人找村长要钱，比要喝他老婆身上的奶还难。”
张英才不理，他说：“人各有志，人各有命嘛！”
父亲听了这句话很高兴，认为儿子长进多了，这一年复读总算没有白读。临到分手时，母亲哭了，父亲不以为然，在一旁数落说：“又不是去当兵，哭个什么！”
在路上，张英才一直想这个问题，怎么去当兵的就可以哭，大家不都是抢着去吗？
万站长诚心要请张英才吃点好东西，路上只要见到卖吃食的地方就进去问，卖的都是隔夜的油条。到上山前的最后一家小店仍是这样，万站长将自行车存在店主家，买上十根油条塞进张英才提着的网兜里，又将十只皮蛋塞进了他的挎包里。
山路有二十多里远。路不好走，又戴着很别扭的眼镜，张英才很少顾得上和万站长说话。歇脚时，他问学校的基本情况，万站长要他别急，等会儿一看就清清楚楚。他又问当小学老师要注意些什么。万站长说，听到家长哭穷说是交不起学费装作没听见，看见别的老师踢学生一脚时装作没看见就行。张英才见万站长对这类话不感兴趣，就不再问这些，转而问蓝飞的母亲蓝小梅年轻时长得漂不漂亮。万站长笑了笑说，这种事，男人都会遇到。他问张英才手上玩的是不是硬币。张英才摊开掌心后，万站长将那枚磨得锃亮的硬币拿过来，看也不看，就扔进山沟里。张英才不理解，说这是自己压荷包的钱，怎么可以说扔就扔。万站长说，他知道张英才一直在玩硬币，到了界岭小学，就不能再玩这种将自己的脑子当成猪脑子的游戏了。
之后他们没有再休息，一口气爬上界岭。
一排旧房子前面，一面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很厉害，旧房子里传出一阵读书声，外面的黑板报上写着一行大字：为实现界岭村高考零的突破打下坚实基础！
张英才看着标语，心里觉得怪怪的。
一个中年男人从屋里钻出来，很响亮地叫道：“万站长来得真早呀！”
“还不是想赶来吃午饭！”万站长笑着就向张英才介绍：“这是余校长。”又向余校长介绍，“这是张英才。”
余校长招呼他们进办公室后，亲自沏了两杯茶端上来。这时，两个年轻一些的男人进来了。经介绍，知道一个是副校长，叫邓有米。另一个是教导主任，叫孙四海。张英才装着擦镜片上的水雾，想将他们观察得清楚些，看了半天，除了觉得他们瘦得很普通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万站长这时喝完茶，抹抹嘴说：“也好，全校教师都到齐了，我就先说几句！”
张英才听了吃惊不小，来了半天没见到学生下课休息，他以为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呢。万站长说的无非是些新学期要有新起色、新突破之类的套话。万站长一本正经地说得很起劲。张英才听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装作上厕所，走到外面遛了一圈，才发现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他猜不出哪是几年级，三间教室是如何装下六个年级呢？黑板上也辨不出，都是语文课，都是作文、生字和造句等内容。他回去时万站长终于说完了，接下来是余校长说。余校长说了几句，嗓子就沙哑了。
“你嗓子痛就歇着，我来向站长汇报。”
邓有米毫不客气地打开捧在手里的小本子，一五一十地念起来。刚念完入学率和退学率两个数字，万站长就打断了他的话。
“这些报表上都有，说点报表上没有的情况。”
邓有米眼睛一转，就说了几件他如何动员适龄儿童上学的事，还说他垫了几十块钱，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买课本。邓有米说了半天，见站长既不往心里记，也不往本子上记，就知趣地打住了。
接下来自然轮到孙四海发言。
等了一阵，孙四海才低低地说了一句：“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
万站长也不追问，甚至脸上都没有一点异样的变化，平平淡淡地要余校长领他到教室去看看。到了第一间教室，余校长说这是五六年级，张英才看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课本，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
万站长说：“这些油印课本又是你老余的杰作吧？”
余校长说：“我这手再也刻不动钢板了，是他们自己刻的。”
张英才看见万站长抓着余校长那双大骨节的手轻轻叹了口气。第二间教室是三四年级，是孙四海带的，学生们用的却是清一色新课本。一问，学生们都说是孙老师帮他们买的。再一问，孙四海却说这是学生们自己的劳动所得。万站长想追问，余校长连忙将话岔开了，要他们去看看一二年级。无疑，这个班是邓有米带的，所以，一进教室，他就接上刚才汇报时的话题，指着一个个学生说自己动员他们入学的艰难。
正说着，万站长忽然打断他的话问：“今年招了多少新生？”
邓有米说：“四十二个。”
万站长说：“你数数看，怎么只有二十四个。”
邓有米说：“别人都请假了。”